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民主共和观念振聋发聩、深入人心，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军阀混战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特色。从1913年10月至1920年6月，南北军阀在湖南三进三出，进行拉锯混战，战火几乎蔓延全省，以致遍地疮痍、生民涂炭，尤以皖系军阀张敬尧祸湘最烈。腐败、残酷的军阀统治，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辛亥革命后的湖南，既是北洋军阀同孙中山影响下的南方军队激烈争夺的战场，又是革命志士为民族独立、中华振兴而奋斗的阵地。在大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在湖湘文化精华的熏陶下，湖南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新民学会的创建活动，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的创建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形式使新生资产阶级地位有所提高，在孙中山近代化思想影响下，北京政府农商部制定实业发展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对军火原材料需求的增长，刺激了湖南的采矿业和相关工商交通运输业的短暂发展。随着官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各阶级阶层发生变化，涌现了新生的产业工人、工场手工业工人和苦力阶层。湖南产业工人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里，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觉悟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只是跟随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1910年春的长沙抢米风潮震惊全国，这次风潮由长沙木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发动，饥民们为反对奸商、贪官、洋商勾结哄抬米价，哄抢长沙城米栈，火烧巡抚衙门，还捣毁或焚烧英、美、日在长沙的领事馆、教堂，英商太古洋行，日商三井、东信洋行及大清银行、长沙税关，波及数县，但最终被中外反动派残暴地镇压下去。风潮后，清政府被迫将巡抚革职，相关官僚降职调用，以平民愤。1911年5月，长沙、株洲1万多名粤汉铁路筑路工人参加爱国保路运动，抗议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出卖铁路主权，动员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迫使湖南巡抚电奏清廷取消“铁路国有”。辛亥革命后，归国侨工和技工学校学生开始组织工人团体，伸张工人的声音和权益。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以促进工业发达、开通工人知识、消改工人困难、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参政为宗旨，孙中山任名誉领袖，湖南人龙璋任副领袖，并于8月4日建立中华民国工党湖南支部，有党员1000余名。地处内陆的湖南工商界发起成立湖南实业协会时宣称：“民国成立，首重实业。振兴实业责在吾民。”振兴实业“尤贵极普通教育，鼓吹中华之实业”。黄兴出任湖南立宪党人组建的提倡国货会名誉会长，被中国实业会上海分会推举为名誉总理。1916年5月，湖南锡矿山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袁世凯称帝，拥护云南起义。1918年6月，以七里山煤矿工人为主体的“湖南拥国军”拥护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从民国初年到1919年，湖南工人自发斗争此起彼伏，发生较大规模的罢工约20次，但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工人没有阶级意识，没有提出工人整体的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因而斗争总是归于失败。

　　湖南号称屈贾之乡、楚湘胜地，屈原的上下求索精神、贾谊的忧患国是精神、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王船山的知行统一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渊源，构筑了湖南人民优良传统的精神家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批湖南青年对屈原等先贤十分崇敬，他们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勉，探求国家民族的兴盛之道。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以《新青年》为中心，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解放运动。湖南人易白沙撰写的《孔子评议》是《新青年》上率先向孔教挑战的文章。进步人士创办的湖南《大公报》强烈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宣传民主共和，在社会上独树一帜。教授杨昌济在湖南倡导新文化运动，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都应同时改造。他反对闭关自守和盲目照抄，坚持教育救国，向毛泽东、蔡和森等赠阅《新青年》，用哲学伦理学和新文化启迪学生立大志、图远谋、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

　　《新青年》培育了新青年。1917年冬，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在新思想新文化的激励下，形成“奋斗、向上的人生观”，迫切追求真理，只愿意谈论时局、国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并决心“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蔡和森家，进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正式建立，毛泽东、何叔衡、陈绍休、邹鼎丞、张昆弟、蔡和森、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祯、罗章龙、萧子升、萧三、李维汉等参加成立会。学会宗旨起初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来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成为湖南五四运动时期革命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此前，廖焕星等人于1918年1月在衡阳成立进步青年组织新城端风团，创办了进步刊物《端风》，在湘南宣传新文化。

　　新民学会成立后，首先发起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6月，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决定由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先行去北京筹备留法勤工俭学事宜。8月19日，毛泽东率领25个青年到达北京，其中新民学会会员12人，分别进入北京、保定、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蔡和森在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自学，为湖南青年联络办理留法勤工俭学事宜。从1919年5月至1921年元月，湖南青年分13批赴法勤工俭学，在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1600人中约占1／4，留法女生60名中有湖南人40名。他们是一批头脑清醒、志向远大、“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的知识青年，多数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信仰者。毛泽东1920年2月在写给陶毅的信中指出：新民学会会员，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因此，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由蔡和森带头“向外发展”，毛泽东领衔“国内研究”，最后殊途同归，集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新民学会78个会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37人，18个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中有共产党员11人，体现了新民学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中的重要作用。

出处：《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