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湖南先进青年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为国家争主权、为平民争人格。邓中夏参与率领北京大学等校学生，高举血书的旗帜，在天安门集合，向东交民巷各国领事馆驻地进发。火烧赵家楼的闯将有罗章龙、匡互生等。陈独秀随后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中称赞毛泽东、邓中夏等人是代表“湖南人精神复活”的“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刚从上海回长沙，担任修业小学历史教员，领导新民学会会员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关注京沪知识界动态。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起草传单，呼吁各界支援北京爱国学生。5月7日，长沙学生手执“誓死争回青岛”的旗帜游行。5月9日，湖南《大公报》披露北京五四游行详情。5月14日，毛泽东参加省教育会各干事、各校校长联席会议，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以谢国人”。衡阳、郴州、永州、常德等地都发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通电，群情激愤。

　　5月下旬，北京学生代表邓中夏向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详细介绍北京运动情况。5月28日成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全省学生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制止摧残学生运动的要求。6月3日，湖南第一师范等20余所学校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得到教育界人士支持。长沙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讲演团、话剧团，编演《青岛风云》、《亡国鉴》，广泛开展宣传，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7月9日成立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是继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各界联合会的第五个反帝反封建联合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与湖南省学联携手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的倒行逆施。衡阳、衡山、宁乡、益阳、沅江、常德、桃源、临湘、平江、攸县、茶陵、酃县、湘乡、宝庆、耒阳、永兴、醴陵、新化、东安、蓝山、会同、靖县、绥宁、城步、新宁等县都开展了反帝爱国活动。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使马克思主义在湖南逐渐广泛传播，并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工人斗争和革命实际相结合，工人阶级开始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使知识界先进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自觉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社会运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并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刊物《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重要文章如《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陈独秀被捕及营救》、《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等均出自毛泽东之手，呼唤冲决一切网罗，解放思想；研究各种新思潮，“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主张“民众的大联合”；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提出“各国人民要得到解放，唯有步俄国的后尘，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陈独秀办的《每周评论》介绍《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还有湘江大事评述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湘江评论》创刊号2000份卖完，再印2000份仍不能满足读者需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等青年，通过阅读《湘江评论》得到革命的启蒙。

　　1919年8月，皖系军阀省长张敬尧悍然查封《湘江评论》，强行解散湖南学联，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湖南学联会长彭璜去上海作驱张运动宣传，毛泽东在长沙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动员进步校长参加驱张运动。湖南学联重组后，发表第一个驱张宣言，12月2日发起焚毁日货大会，张敬尧之弟张敬汤率领军警包围会场，殴打学生。毛泽东在周南女校召集新民学会会议，认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四兄弟是“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决议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分赴北京、上海、武汉、衡阳、郴州、常德等处发动驱张运动，宣布“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在湖南人民的一致声讨下，直系撤兵、湘军进逼，张敬尧于6月11日匆忙乘兵舰逃离长沙，驱张运动取得胜利。这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表现，显示了民众大联合的威力，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为中共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准备了干部、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毛泽东、彭璜受上海陈独秀，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的影响和指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萧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书信向故乡宣传。李维汉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刊发在驻衡驱张代表团出版的《湘潮》上，指出“现在社会的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李达、李六如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李达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1920年3月29日，湖南《大公报》以《劳农政府对我之善意》为题，全文刊载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满洲和其他地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一切特权的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促使湖南先进分子把目光从欧美转向苏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去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劳农政府。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逐步发展与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相融合，使湖南先进分子注意到社会改造的必要性。1919年11月，因为长沙发生青年女子赵五贞争取婚姻自由、人格独立而愤慨自杀事件，毛泽东连续发表10篇评论，揭露“社会万恶”，呼吁改造现有社会制度。1920年1月毛泽东读到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国民杂志》，提请黎锦熙注意“精读”，通过学习领会《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确立了依靠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物史观。同时，在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中，他也深刻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的中国，议会道路行不通。同月，他致信向警予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说：“俄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才不至堕入迷阵。毛泽东回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什么理论、什么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没有一种“运动”的继起，这种理论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蔡和森写道：“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须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则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这表明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湖南先进分子下决心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形式多样，办报刊、书社、社团、夜学，特别是1920年8月成立的长沙文化书社，主旨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由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李石曾、左舜生、赵南公、杨端六为信用介绍，与全国书刊界广为联系。长沙文化书社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团结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政界、商界名士50余人，争得投资，扩大社会影响，在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处设立分社。1920年9月建立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情况为宗旨”，组织留俄勤工俭学，姜济寰任总干事，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彭璜任会计干事和驻会干事，负责日常事务，先后派20人赴上海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准备留俄，其中有任弼时、萧劲光、刘少奇、罗亦农、任作民等。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于1919年建立“沙子会”，1921年2月改为“心社”，设立文化书社贩卖部，推销新书刊。毛泽东很注重做工人的教育、宣传、调查、组织工作。1920年9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任教，恢复工人夜学，创办失学青年补习班和平民学校，招收附近工厂工人学习文化，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发展史。他用“工人”二字合起来是“天”字，阐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勉励“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提倡工人结成坚固的团体，“扎硬寨，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他还在粤汉铁路新河车站创办工人夜校，派余盖、郭亮任夜校教员，为粤汉铁路工人运动培养骨干。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共湖南早期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出处：《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