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战争期间遭受空前浩劫，湖南经济处于大崩溃、大萧条的境地。湖南人民迫切渴望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为维护其统治，采取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措施，使湖南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抗战胜利前夕接替薛岳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吴奇伟提出所谓五大施政方针，以求维护与巩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46年4月，王东原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在1946年的施政方针中提出“救灾第一”和“治安第一”口号，实质是反共第一。他还根据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与部署，在湖南进行多项扩军备战活动，并向国民党国防部要求派兵“清剿”从鄂西渡江入湘的江南游击纵队。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历次重要指示，集中力量发动和组织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的湖南学生运动，由湖南大学进步学生发起，以长沙市为中心，在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人直接指导下形成了高潮。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罢课师生的“一二·一”惨案，由此揭开了爱国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序幕，并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此时，湖南大学已从辰溪迁回长沙。消息传来，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学生们纷纷组织各种社团，议论时政、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在共产党员刘国安的指导下，由汪澍白等为首的湖大进步学生组织人民世纪社发起，于1946年1月10日成立有9个进步社团参加的湖南大学学术文化团体联谊会，并于2月下旬组织举行拥护和平与民主的游行，同国民党、三青团策划的反苏反共大游行相对抗。同时创办《天下文萃》半月刊，揭露国民党政府以和谈为烟幕进行内战独裁的真面目，报道各地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情况。在民主斗争中，湖大世纪社迅速成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其主要领导骨干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经省工委批准，1946年5月，中共湖南大学支部正式成立，1948年11月建立总支部。至湖南解放前夕，全校党员增加到188人。湖大党组织不仅在校内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反动势力，取得了左右全校的有利地位，被誉为“小解放区”，而且在串联与发动长沙市乃至全省各地爱国师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冬，湖南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形成高潮。这次高潮主要由美国的扶蒋反共、助蒋内战政策引起。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条件，国民党政府同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使战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形同美国的殖民地。12月24日发生的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规模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湖南大学学生于1947年1月举行控诉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大会，接着，长沙、衡阳、南岳、湘潭、岳阳、常德等地学生也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大学生。中共湖南省工委因势利导，以长沙为重点、以湖南大学为中心，加强领导、深入发动，将全省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47年5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拟将湖南大学改名为岳麓大学。以地下党为核心的世纪社5月18日召开会议，决定在湖大开展一场反内战运动。5月20日，湖大学生自治会举行反对更改校名大会，贴出“我们要吃饭”、“反对内战”、“反对饥饿”等大标语。大会决定21日起暂罢课一周。22日上午，湖大学生2000多人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封锁，强渡湘江，在长沙市区举行反内战大游行，把反内战的标语贴进国民党湖南省府大院。游行后，省工委指示长沙县委召开湖大地下党员和世纪社领导成员会议，酝酿组织更多的学生参加6月2日总罢课，并要求长沙新闻界的党员积极报道各地学生运动的动向，以推动全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6月2日，长沙市各校3000多人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挠破坏举行游行请愿，明确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这次大游行实现了长沙市各校大联合，显示了爱国学生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对推动全省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以后，学生运动进一步推向城镇、农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南岳地区，以国立师范学院为中心的学生运动迅猛开展，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1948年，该学院建立中共外围组织方生社、进步社、求真社、铁流社、怒涛社等，主办《方生》、《前哨》、《向阳》与《铁流》等刊物，宣传民主，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1949年2月中共国立师范学院支部成立，随后建立中共国师附中、岳云中学等支部和南岳总支部。
由于抗日战争结束后城市经济进一步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广大工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各阶层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中央局的指示精神，湖南省工委加强工人的工作，工委委员罗振坤深入泥木、纺织工人中，发展一批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开展经济斗争入手，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并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结合起来。
1946年3月，为声援重庆、成都两地电信职工反对取消“米贴”、要求发给每人复员费5万元（法币）的斗争，长沙电信局地下党员动员广大职工积极行动，开展了近两个星期的怠工斗争，迫使电信总局答应了电信职工的全部要求。5月，在地下党员的领导推动下，长沙泥木工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迫使资本家将工人原来每日的工资5角6分提高到每日8角。与此同时，园木、锯木、竹篾、造船、石工、缝纫、织染、铅印、海员等行业工人，在地下党员的组织发动下相继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也先后取得胜利。6月下旬，长沙人力车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虽然遭到镇压，却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激发出更强烈的斗争精神。1947年8月，长沙泥木工人在地下党员的发动组织下，联合其他行业工人举行反饥饿的罢工斗争，迫使长沙市政府接受工人提高工资的部分要求。1948年7月3日至9日，1万余名泥木工人再次举行罢工，经过20多天的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当局答应每人每日工资固定为8升米。8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不到3个月便彻底失败，物价一日数涨，人民无法生活。以此为契机，湖南各级党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斗争。如长沙市电信局职工开展的“拒收金圆券、改用银元”，省邮政局职工进行的“索银”（要求工资改发银元）运动，湖南大学师生员工开展的反饥饿“四罢”斗争，长沙市小学教师举行的罢教、索薪斗争，均取得胜利。1949年年初，上千名衡阳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要求，而且显示了工人的力量、扩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工人的斗志。
在农村，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强行征兵、征粮，地主豪绅也残酷剥削，加上连年水旱虫灾，广大农民生活十分艰难，纷纷奋起反抗，农民们喊出“宁可坐牢不挨饿，宁可枪毙不饿死”的口号。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党员秘密地发动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豪绅进行坚决斗争。并且因势利导，及时提出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口号，发动广大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征兵的“三抗”斗争。
抗租斗争主要是围绕实行“二五减租”进行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护独裁统治，缓和与农民的矛盾，遂颁布“二五减租”法令，农民可向地主减交当年租额的25％。但这一法令不仅未付诸实施，农民反而受到地主豪绅更加严厉的剥削和压迫。地主豪绅采取以攻为守的手段，勾结当地乡、保、甲长，对佃户大肆恐吓，宣称凡要求“二五减租”的都是共产党，必受政府严惩。益阳县大原乡农民邓梅魁、邓志贤串联发动30多户农民开会，强烈要求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地主们勾结反动政府，以“非法聚众，妨害治安”之罪名逮捕关押邓梅魁等，并将邓梅魁秘密杀害。对此，中共长沙新闻支部组织进行调查，随即在《中央日报》连续发出调查报告，揭露国民党政府“二五减租”骗局，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反抗国民党、地主豪绅的斗争情绪。
国民党反动派为加紧经济掠夺，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达96种，几乎无物不收税。同时还对各种物资实行统制，甚至连城镇居民粪便也不例外。沅江县政府在县城成立肥料统制所，禁止市民私建厕所。沅江县城长约4里，居民约3万人，仅有公厕8所，居民极不方便，尤以妇女为甚。县城妇女数百人集会，要求拆除公厕，反对肥料统制，县城人民鸣放鞭炮表示声援，县长下令出动军警，打死打伤9人。愤怒的群众冲入县政府，抓住县长，准备公审，国民党湖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率军警数百人，将其镇压下去。江华、新宁、城步、芷江、汝城、浏阳、安化、耒阳、安仁等县的饥民也纷纷起来，包围县政府、反对苛捐、夺取赋谷。
蒋介石集团为进行内战，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征兵。1946年10月10日颁布新兵役法，规定18岁至45岁的男子都要应征。国民党湖南省管区司令部旋即重新组成长岳、郴零、邵武、沅澧4个师管区及衡阳、邵阳等12个团管区，强行征兵。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内战深恶痛绝，对强拉壮丁充当炮灰更是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进行反抗。许多被征青年在押送途中想方设法逃跑。人民群众的反征兵斗争，给国民党反动派征兵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湖南的“三抗”斗争，不仅直接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发动了群众，为此后广泛组织群众、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83-88
